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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伯希和与敦煌文化的关系吗？ |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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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劫宝——历史常常捉弄人，伯希和与中国学者交往，开始却并非友谊佳话，而是以让炎黄子孙愤慨痛惜，也令他本人蒙羞的敦煌盗宝为开端。
伯希和与中国结缘，由来已久。他1878年生于巴黎，先入巴黎大学修英语（一说曾入政治学校），后转到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导师沙畹是那一时代的汉学巨擘，其弟子除伯希和外，（Henri Maspero，1883－1944）、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和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 ，1894－1979）后来也都成为汉学大家。伯氏1899年被选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寄宿生，该会创建于1898年，次年改称法兰西远东学校。1900-1903年间，伯希和三次受该校派遣前往中国考察，收集了大量古物，并与收藏保存者如的后人等有所接触。1901年，年仅22岁的伯希和受聘为远东学校教授，在集中研究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东南亚历史地理的同时，潜心汉籍目录版本的检讨，开始尝试使用历史语音学的比较考证法来研究用汉语转写的外国人名地名，并关注中国的外来宗教和异教派别，以后又钻研中国佛教的起源与道教的关系，由此注意到中国与印度、西域的联系。其成果很快为汉学界所瞩目。
19世纪90年代起，世界考古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中亚和远东，而中国的西北地区首当其冲地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场所。在众多的重要发现之中，敦煌文书的问世尤为中外学者所重视。但这一无价之宝先后多次遭劫，以致有人叹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而伯希和正是这一国际大劫掠中的要角。他于1906年受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及亚细亚学会之托，率考察团前往中亚探险，凭借流利的汉语和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1908年春，在敦煌低价选购了密窟文书中的大量精品，运回法国。此举使之声名大噪，对于奠定其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1911年，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特设中亚历史考古学讲座，聘伯希和主持。
得到秘宝的伯希和虽然不像斯坦因那样秘不示人，但也未即刻告诉中国学者。他对于自己的意外收获显然不敢掉以轻心，取道兰州、西安、郑州，于1908年10月5日抵达北京，在此将大部分获得品送往巴黎，然后南下上海、无锡，拍摄两江总督和所藏金石书画百余种，12月中旬返回河内。次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书，经上海、南京、天津，8月中旬抵达北京。本来伯希和此行仍未打算将得宝之事告知中国学者，正当其完成购书使命，准备启程归国之际，"敦煌得宝之风声藉藉传播，端制军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并影照了伯氏携带的《沙州图经》残卷。端方虽因镇压保路运动而死，却是满族大员中少有的立宪派，政治上不无开明倾向。学术文化方面，他和荣庆、那桐并称北京旗下三才子，善诗文，好金石书画，著有《斋吉金录》，幕下招纳了不少文人学士。日本学者称之为"中国考古学的管理者"未免过当，但似可入得文苑。他得知秘闻，当与裴景福有关。裴为安徽霍丘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广东番禺、南海等县令，工诗词，精鉴藏，后被岑春煊弹劾，谪戍新疆。伯希和敦煌探宝前夕，识之于迪化，知裴氏曾获睹千佛洞所藏画轴。这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得知敦煌秘宝外流的信息，并充分认识其重要价值。
第一，伯希和并没有先至千佛洞“犹未取之”，“再至”时才窃取敦煌文书的。众所周知，斯坦因于１９０７年至敦煌，用欺骗、引诱之手段窃去许多敦煌经卷。１９０８年３月，伯希和首次来敦煌，用同样手段骗取千佛洞藏经数千卷。关于伯希和在敦煌的详细活动及挑选经卷的经过，可参阅伯希和的《敦煌石室访书记》长文，汉译文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９卷第５号。
第二，斯坦因来中国西北考察时，虽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也得到了一些官僚士绅的帮助，但其盗窃敦煌遗书，并没有“暂借”一说，也没有这一方面的有关文字
第三，伯希和劫去的敦煌文献共７０００余卷，其中包括汉文２７４７件，藏文３１７５件，梵文１３件，焉耆——龟兹语近１０００件，于阗文７５件，粟特文３０件，回鹘文３９３件，西夏文２１１件，西伯来文１件。并非傅斯年所说“三千五百余卷”。当然，由于条件的限制，傅斯年先生不可能对伯希和所劫敦煌遗书的数量十分清楚。但说“三千五百余卷”，显然是少多了。１９４６年，为悼念伯希和逝世，翁独健先生的《伯希和教授》一文就直说是“五千卷”，更接近于事实。
最后，傅斯年就伯希和与敦煌文书的关系还特别申明：“论伯君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斯坦因、伯希和对敦煌卷子之窃取，其手段、目的完全一样，不知怎样才能将其区分，不要“混为一谈”，“事实与公道”到底如何﹖我认为傅斯年替伯希和的辩解，太感情用事了，根本就不注意“事实与公道”。
傅斯年还说：“总之敦煌宝藏，闻于中国政府及学人，由于伯君至北京之报告，而伯君载三千五百卷以出境，责任之大半在当时中国之政府”。如果说，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法阻挡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文化侵略，还有一定的道理。但傅斯年并非指此，他所说的“责任之大半在当时中国之政府，”则是指中国政府允许伯希和将大批的敦煌文书携带出境，这又与事实相差甚远。
伯希和于１９０８年３月得到敦煌宝藏后，并没有立即告诉中国学人。而是取道兰州、西安、郑州，于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５日抵达北京，在此将敦煌遗书运往巴黎。然后南下上海、无锡，１２月中旬返回河内。次年５月，伯希和再次来华购书，经上海、南京、天津，于８月中旬抵达北京。伯希和此行，也并未打算将敦煌宝藏之事告诉中国学人，但当其准备回国之际，敦煌得宝之风开始传播。伯希和不得已才告诉了中国学者，并出示了其“行箧尚存秘籍数种”。这已是１９０９年９月之事了，比伯希和盗宝的１９０８年３月，已过去了一年半，怎能说是中国政府“许其出境”呢？
傅斯年为了替伯希和辩解，感情用事之处甚多，如他为了说明伯希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曾这样写道：“前年伯君来中国时，吾曾叩以游中国后将至日本否。伯君云：‘日本固多吾之友，日本近来东方学工作固有可观，吾此次东来，日本固请吾顺道一游，然自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人之行为吾甚不满，不欲于此时见之也’。吾继叩以将往大连晤否。伯君答云：‘吾亦不欲见之’。果然海道来，海道往，未经日本及东北。伯君感情如何，既非中国人，自不关我事，惟既来中国取如此之态度，实为正当，较之吾国人士，长城战血未干，遽然东渡攀交，如董康及其他者，高明多矣。”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国人对日本之痛恨非常自然，爱国热情也随之高涨。但傅斯年以其与伯希和的答问来肯定伯希和对中国人的“感情”，似有些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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